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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稀土礦60多年一直被當成鐵礦開採
新華網 丁銘、張洪河、賈立君、安路蒙 2020-10-12 11:35

    世界最大稀土礦60多年一直被當成鐵礦開採

    重新定位和認識“世界級寶山”白雲鄂博礦,加強科技攻關、整治“黑礦”走私等迫在眉睫

▲8月19日拍攝的白雲鄂博礦。新華社記者貝赫攝

    稀土被譽為“萬能之土”,廣泛應用於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領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國列為“關鍵礦產”。

    生產第一、出口第一、應用第一……我國稀土產業擁有資源與市場兩大優勢。近年來,通過加強資源保護,創新體系建設,我國努力推動稀土產業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私挖盜採、“黑礦”走私等亂象依然存在,影響稀土資源價值體現。

    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白雲鄂博礦,是世界公認的最大稀土礦。由於家底長期不清,基礎研究“斷檔”,交易“惡性競爭”等原因,白雲鄂博稀土礦長期被當成鐵礦開採,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稀土價格偏離真實價值。

    專家建議,應儘快摸清白雲鄂博礦家底,補上基礎研究短板,建立統一的國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設稀土強國,助推高質量發展。

    60多年一直被當成鐵礦開採

    稀土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也是不可再生資源。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都將稀土列入戰略礦產資源。

    內蒙古自治區白雲鄂博礦,是全球唯一一個同時包含17種稀土元素的礦。然而,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裏,這個礦一直被當成鐵礦開採。

    中國稀土學會副理事長、白雲鄂博稀土資源研究與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楊佔峯表示,目前業界所採納的白雲鄂博礦稀土儲量數據,仍是20世紀50年代的評估結果。因受限於當時鐵礦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個礦牀並未完全探清,鐵礦體外圍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詳細勘探。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範宏瑞説,起初認為礦體是一個倒扣的碗狀型,後來認為礦體像一口大鐵鍋,但現在發現主礦富含稀土的礦脈,呈兩個“大板子”狀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範宏瑞認為,白雲鄂博的稀土,實際上不止目前普遍認為的佔我國83.7%的儲量,“它可能超過世界目前探明儲量1.2億噸的總量”。

    白雲鄂博礦輕稀土儲量巨大是業界共識,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視。“白雲鄂博中重稀土雖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總含量高、總儲量大,中重稀土總量仍然是百萬噸級。”北方稀土集團董事長趙殿清説。

    此外,內蒙古科技大學白雲鄂博礦稀土及鈮資源高效利用實驗室研究發現,白雲鄂博礦裏作為核工業重要原料的鈮和釷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專家説,由於歷史原因,對白雲鄂博礦的開採比較粗放,鐵礦石中所含的其他礦產資源,都隨着選礦廢渣、廢水進入到尾礦庫裏,未被有效利用。

    白雲鄂博礦開採之初,就有“以鐵為主”還是“以稀土為主”的定位之爭。“當時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國家對鋼鐵需求緊迫,於是在1965年確定‘以鐵為主,綜合利用’的方針。”楊佔峯説。

    不過,自1957年白雲鄂博鐵礦正式投產,距今已過去63年,早已超出鐵礦開採的50年設計年限。目前已進入深部露天開採,開採成本越來越高,經濟價值日趨降低,且產能不斷下降。

    業界認為,經過60多年的開採,白雲鄂博鐵礦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依託白雲鄂博礦發展起來的包鋼集團,也在謀求戰略轉型。

    “2016年以來,包鋼實施以稀土為重心的戰略轉型,稀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2019年稀土營業收入達到180億元。”包鋼集團主要負責人表示,60多年來,包鋼命運始終與共和國建設發展相連,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鋼材,包鋼作為首批鋼鐵企業而誕生,如今國內鋼鐵產能已經過剩,包鋼也應積極轉型,尋找新的歷史使命。

    楊佔峯等認為,隨着鐵礦開採期限的結束,應對白雲鄂博礦進行重新定位和再認識,並助力包鋼轉型升級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業領軍企業、全球最優稀土鋼生產基地。

    “不能再當鐵去採了。”一位受訪專家坦言,“白雲鄂博礦是上天賜給我們的獨特寶庫,在全球空前重視戰略礦產的大背景下,國家有必要組織專家隊伍,重新開展白雲鄂博礦地質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礦產價值,提升白雲鄂博礦資源戰略地位。”

    “隨着全球新的稀土礦牀及深海潛在稀土資源的相繼發現,我國現有的稀土資源優勢面臨嚴峻挑戰。”楊佔峯説,亟須摸清白雲鄂博礦牀稀土、鈮等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準確家底,為國家制定長期戰略政策提供科學依據。

    中國科學院包頭稀土研發中心主任池建義等人建議,立足白雲鄂博礦產資源,制定全國稀土資源利用及應用發展規劃,區別對待重稀土與輕稀土管控政策,將重稀土資源作為國家戰略資源,將輕稀土資源依據市場供需規律運作,保證國家戰略需求和稀土下游應用市場的平衡發展。

    楊佔峯等建議,依託白雲鄂博礦產資源“大上項目,上大項目”,形成十萬噸級稀土提取加工、萬噸級鈮金屬冶煉等有用成分綜合回收利用示範產業,讓世界級寶山——白雲鄂博礦更好地服務於國家戰略。

    人才匱乏制約我國稀土科技研發

    “當今世界每六項新技術的發明,就有一項離不開稀土。”範宏瑞説。

    記者採訪發現,目前我國稀土研發,特別是基礎研究層面,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斷檔”,核心技術被“卡脖子”,多年來難以擺脱“挖土賣土”、稀土賣成“白菜價”的尷尬。

    “根本原因在於研發落後,特別是基礎研究更是少有人問津,核心技術專利大量向國外購買。”池建義坦言。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衞表示,當前我國供應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產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專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國企業手中,出口產品還得向人家付專利費。生產的許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麼地方”。

    在楊佔峯等人看來,我國稀土整體研究水平與國外大約相差20年,許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憲院士率領的科研團隊,20世紀70年代研發的稀土串級萃取理論工藝,是我國在稀土領域少有的國際領先技術,正是靠這一優勢,我國在稀土分離方面搶佔了制高點。

    之後,我國在稀土技術研發上並無大的建樹。據楊佔峯介紹,直到2020年初,我國在江西贛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沒有稀土專業,沾邊的也僅有中南大學和東北大學等高校的冶金工程專業。

    人才匱乏已經成了我國稀土科技研發的瓶頸。目前,全國20餘位與稀土研究相關的院士中,專門研究稀土的幾乎沒有。

    內蒙古包頭市有一所白雲鄂博稀土資源研究與綜合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從外面臨時聘請的專家。

    池建義等認為,由於人才匱乏、力量分散,我國很難就統一的稀土研究課題進行合作攻關,更難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論研究成果,使得我國稀土基礎研究不連貫,核心技術研發乏力,難搶制高點。

    被譽為“稀土之父”的徐光憲先生曾説,目前人類對稀土的認識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間巨大。

    “現在我們像在‘蒸饅頭’,只知道放‘鹼面’,不知道背後的化學反應是什麼。”楊佔峯説,基礎研究滯後制約着技術研發和產業應用,亟須數、理、化等多學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內在機理。此類“燒錢”、費時費力的事情,需國家頂尖研究團隊才能完成。

    專家建議,在有一定基礎的高校設立稀土專業,培養後續人才;同時,可由科技部牽頭在稀土科研力量、設施設備、產業較集中的內蒙古包頭市,組建一個國家級稀土綜合研究院所。

    他們認為,新組建院所決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創新體制機制,打造產、學、研、政、企共同參與的稀土研究應用國家平台,讓稀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盜採偷賣“黑稀土”仍屢禁不止

    位於包頭市黃河大街上的包頭稀土產品交易所(簡稱“包頭稀交所”),是國內稀土“明碼標價”的交易所。

    記者在這裏看到,大屏幕上實時滾動着各種稀土產品的交易量和價格,展現着稀土系列指數和價格走勢。

    包頭稀交所董事長李振宏頗為感慨地説,國內稀土企業交易絕大部分通過雙方協商交易完成,真實成交價格就像“袖筒裏掰手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國內一家稀土生產企業負責人坦言,公司一直採用傳統貿易方式,稀土定價由公司領導內部開會決定,“就是靠低價競爭,維持自己的市場份額”。

    記者調查發現,國內六大稀土集團及下屬企業,在銷售環節仍各自為戰,貿易方式傳統,成交價格不透明,行業內部競爭混亂。

    “國外都是大買家,而我們是上百家企業分散對外銷售,國外買家在低價時大量買進,價格上漲時則停止採購、使用庫存,逼着國內企業競相降價出售。”李振宏説。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場另一亂象。儘管近幾年,國家持續整治打擊“黑稀土”,但假借廢料回收、進口稀土名義盜採偷賣的“黑稀土”仍屢禁不止。

    2019年全國稀土開採量配額控制在13.2萬噸,但實際產量大大超出。據業內估計,目前市場上流通的稀土中,來源不明、生產指令性計劃外的“黑稀土”,已經超過一半以上,導致供過於求,加劇稀土低價外銷現象。

    數據顯示,近年來國內六大稀土集團的銷售毛利率也明顯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團的銷售毛利率,從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產國、出口國、消費國,擁有稀土資源與市場兩大優勢地位,但一直沒有取得相應的稀土定價權。

    “原因之一在於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稀土產品交易市場,缺乏客觀價格形成機制。”李振宏説。

    其實早在2011年5月,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下,內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頭稀土產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鋁稀土、五礦稀土、國儲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幹企業、機構共同出資組建,當時此舉被視為中國稀土產業謀求國際定價權的關鍵之舉。此後,國內相繼設立湖南南方稀貴金屬交易所、江西贛州稀有金屬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過去了,國內稀土交易依然是線上線下“兩張皮”。目前,全國稀土企業在公開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頭稀交所的實際交收額僅13.3億元,交收量僅0.3萬噸。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機制不夠成熟外,平台級別低、指令性生產和市場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疊加,嚴重製約稀土交易平台發揮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設計空間不足。2011年以來,我國對非國家級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頭稀交所等幾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區級交易平台,服務稀土行業的功能難以發揮。

    另一方面,行業客户參與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應用企業反映,稀土產品生產是計劃性管理,而下游應用是市場化行為,造成計劃管理和市場行為的不協調。

    稀土與黃金、石油一樣都是國家戰略資源,理應像黃金、石油一樣有國家設立的交易所。業內人士和專家建議,必須儘快建立國家級統一交易平台,避免“區自為戰”,形成公平、公開、公正的稀土定價機制,將稀土定價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業內專家認為,統一的國家級交易平台可以通過商業收儲調節市場供需,實現供應穩定、開採銷售可控,並建立出口可追溯機制,解決行業偷逃税問題,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賣個“白菜價”。

    包頭市市長趙江濤表示,一個公開透明的全國統一市場,既可以通過價格形成機制理順產業,也能成為實施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的抓手。

    池建義等人指出,市場應用較多的輕稀土儲量並不低,而且隨着澳大利亞、美國、越南等國外稀土企業的投產,多元化的全球供應格局逐漸形成,輕稀土的開放競爭已經不可避免。因此,我國稀土調控政策不能輕重不分,應適時放開輕稀土,管住重稀土,促進輕稀土交易進入公開透明的市場化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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